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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盒子
2014年，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周东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查阅史料。
他要找的是一个档案盒，外观标识印有“China，1937-1939”等字样。
打开，这是一份题为“杭州，1938”的卷宗。
他发现，和这个盒子同一种类型的大概还有四五个。除了“杭州，1938”，还有“苏州，1938”等等，主要集中在长三角。
作为长期从事近代中国医疗社会史、抗日战争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学者，周东华马上意识到，这是和南京大屠杀记录相关的卷宗。
打开“杭州，1938”，粗粗一看，档案收录了抗战期间在杭州的外国人亲历记录的侵华日军杭州暴行的书信、日记和报告，数量大大超出田伯烈1938年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杭州部分。
展开剩余96%《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为一级文物，现藏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本书也是人民日报《80年，80件》系列报道中80件抗战时期文物藏品之一。
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田伯烈（H.J. Timperley）是英国《孟却斯德导报》(今译《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1938年初，他编纂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较早、较系统地向全世界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该书英文版于1938年初在伦敦和纽约发行，译名为“日军在中国的罪行”；中文版首次于1938年7月在汉口出版。全书正文分为九章，通过日记和信件的形式，详细记录了日军当时在南京的罪恶行径。
在书中，田伯烈专门写到了杭州。
“杭州，这座据说马可波罗曾到访过的‘湖滨城市’——是中国的风景名胜区之一，人口约为80万。它于1937年12月24日上午8点被日军占领，其先头部队为藤井部队。当时杭州几乎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以下是在整个占领期间一直留在杭州的外国人的信摘要，该信以向国外朋友报告的形式写成。”
这封“日军占领期间一直留在杭州的外国人的信”，写于1938年1月27日，5000余字，详细记录了1937年12月24日到1938年1月初，侵华日军在杭州的暴行、外国人的救济活动以及对日军的控诉。
随着田伯烈《日本暴行》一书出版以及引起的巨大反响，“日军占领期间一直留在杭州的外国人”是谁，也引起世人关注。
通过考证，周东华才知道田伯烈书中的杭州部分，是1938 年1月在杭英国人高德斯（Bishop Curtis）写给友人的信。友人可能就是田伯烈。
而当时留在杭州的外国人，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这封信中只提及了几人，比如——
苏达立（Stephen Douglas Sturton），杭州广济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前身）院长
葛烈腾（Edward Clayton），杭州蕙兰中学（杭州第二中学前身）校长
贾乃德（Miss Garnett），杭州广济医院药剂师
吴慈（Margaret Woods），杭州广济医院护士
而根据之江大学（浙江大学前身之一）前校长费佩德1937年12月29日在《北华捷报》的刊文，当时在杭城沦陷前后留在杭州的外侨有30人，其中14位是女性。
请先记住以上几个名字，他们在后面的故事中还会出场——他们一直在场。
应该还有其他在杭外国人的记录。周东华一直在寻找。
这些年，他带领学生在宁波、衢州等地进行深入的研究，揭示日军在浙江地区的细菌战暴行，并主持召开“‘追责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伯力审判75周年纪念工作坊”等重要学术会议。为完整记录日军暴行，周东华长期辗转美国、英国等地的高校图书馆和档案馆，查阅抗战时期在杭外国侨民的第一手资料。
看到“杭州，1938”后，他回国首先将这批档案用于杭州市档案馆主办的“历史的见证 ：杭州市抗日战争档案史料展”，其中一份证词收录在《历史的见证 ：杭州抗日战争档案史料辑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2—176页）一书中。
2025年7月，这个卷宗的完整版首次面世。
周东华与杭州市档案馆合作，由杭师大人文学院副教授孙炜翻译成中文，周东华编校，名为《杭州，1938：海外档案中的日军侵华罪证》，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同名卷宗“杭州，1938”是书中的一部分。
周东华说，实际上，能够像田伯烈这样于1937年底亲赴南京调研，回到上海后将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等在南京外国人记录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证据整理汇编并出版的，少之又少。在华外国人记录日军暴行的日记、书信、报告、照片等等，数量非常庞大。绝大部分原始文献，但其中绝大多数仍沉睡在海外各图书馆、档案馆或家族后人手中，等待研究者挖掘打捞。
一本日记
2016年开始，周东华与杭州市档案馆合作“境外馆藏杭州档案文献搜集整理”项目，再次来到美国东部查阅相关档案。
他在费城长老会历史档案中心，发现了在杭州鼓楼堂工作的万克礼及其家族的档案。
从鼓楼堂出发，何其坊、刘江艺术馆、南宋书房，再穿过鼓楼抵达十五奎巷，是很多人在河坊街会选择的一条city walk，有人说，这条路看见了历史丰厚土壤上现代化江南旅游城市的样子。
那么，“土壤”的组成部分是什么？肉眼看不见。今天，我们如何看到历史的细部？
万克礼在杭州生活、工作了近40年，今天的上城区江城路一带，就是他和夫人长期生活过的地方。1937年12月23日至1938 年2月2日，万克礼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杭州沦陷前后——杭州沦陷前一日，老百姓逃难、钱塘江大桥炸毁、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12月25日开始的日军暴行，以及在杭外国人救助伤兵、难民和与日军周旋等史实。
（1937年）12月27日
晚上，我们一直在学校讨论如何照顾好几位病人还有一两个孕妇的问题。我明天早上去看苏达立医生。今晚，我们这里有1700～1800名妇女和儿童。狄尔耐今晚也待在我们这里。他和我一起去蕙兰中学看望葛烈腾。我们沿着板儿巷直走，路上一个人影都看不到，从那里穿过大方伯，除了两个哨兵之外也没有任何行人。
（1937年）12月31日
葛烈腾今天会开办一个诊所，和孟杰医生一起的诺顿（Norton）小姐，正在为几十名妇女和儿童诊治。他们拿出了蕙兰的报告，让我和弘道的报告一起送到商会——报告说这两个地方有超过2200人。从商会出来我去了甘惠德（Sweets）夫人的家，就在清波门附近，富裕生先生收留了大约 100 名妇女。到昨天为止，她们都还安全，但是日本兵开始试图闯入。
（1938年）1月6日
当我沿着羊市街巡视时，我发现这里已经完全荒废了。又回到御街，街上除了一两个日本兵在观音阁，没有其他人。所有的关卡设施都被清空了——一座荒废的城市。
仅仅三段日记，杭州人就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地名街巷，今天依然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场所。风雨云雾，都是新的，地名也仿佛没有记忆，但人有。历史中的人消失了，但他们的文字留了下来，驱使着今天的人，做更深层的探究。
万克礼日记首次译成中文面世，也成为了书中的第二部分。
万克礼日记档案原件
“我很珍视里面的每一个字。”万克礼夫人在日记前写下了“一些说明”，除了日记，档案里还有万克礼家从杭州发出的全部书信和报告。
“信件是在烛光下、他累极了的时候挤出时间来完成的。”万克礼夫人把它们分为解密部分（可供公众公开阅读）和机密部分两类。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解密部分。
万克礼夫妇
“我们很难知道从一个第三者的视角去看这座城市沦陷前后所发生的细节。万克礼的日记能够给我们详细展示出来，而且是第三方的视角，这很难得。”周东华说。
译者孙炜认为，以日记形式记录的原始观察，其客观性与即时性无可替代，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而细腻的横截面。
“现在的抗战史研究跟以前很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史料方面，一般都会用到三种材料：自己的材料，对手方的材料和第三方的材料。”周东华说，对第三方材料来说，以前除了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案例以外，其他材料其实是比较少的。而现在，数据库大量存在。比如抗战研究专项工程中，建立了一个抗战文献数据平台，每年都会不断上新，免费共享给公众。
“还有一点很重要，”他说，中国研究人员的条件比以前大大提高，我们有机会可以到国外找到第三方材料。从敌我双方的材料到第三方材料的引入和印证，使得证据链更加完整。
“抗战史研究要推向深入，必须加强史料的整理研究。史料在哪里？就是把国内外馆藏的各方档案材料，地上地下的（文物），文字、图像、实物等，全要找到。而这本书中新发现材料之所以重要，因为是第三方私人档案，现在还没有做到可以上线共享，数字化也是极小的部分。”
比如，在万克礼夫妇档案全宗中，还有至少3个卷宗是各种照片，其中不乏杭州沦陷前后的照片，包括杭州街头照等等，大大弥补了全面抗战时期杭州抗战照片基本来源于日军随军记者拍摄照片的不足。
周东华发现了一张合影。
黑白照片里有中国人，也有西方面孔。有人穿中山装，有人穿僧袍，也有人西装革履。
这些人是谁？
8月9日，浙江图书馆的一场讲座，周东华点开PPT的第4页，打开了这张照片，他标上了可以认出的每个人的名字。标题：守护一座城。
标注名字，只是一瞬，名字背后，是一座城和一个国家共同经历的创伤记忆和抗争细节。
80多年前，一些留在杭州的外国人，为揭露侵华日军罪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一辆救护车
2019年暑期，周东华再次前往英国，重访伯明翰大学吉百利图书馆特藏部。这一次，他是为了查阅杭州广济医院档案和近代中国麻风病救治档案。其中，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杭州广济医院、广济麻风病院院长的苏达立，是他这次调研的重点对象之一。
可能很多杭州人更熟悉浙二的老院长梅滕更，来自那张曾经刷屏的老照片：百年前广济医院的长廊，梅滕更和小患者互相鞠躬执意。现在浙二门口也有这个地标雕像。
他为杭州广济医院确立了“广行济世”的院训，广济产科局、麻风病院、肺痨病院、戒烟所、疗养院、私立广济医专学校等，都是他在任时创办的。
我们在书里看到了一张苏达立和梅滕更“穿一条裤子”的老照片。
苏达立1921年11月和做护士的妻子来到杭州，到广济医院工作，梅滕更那时已经65岁，他在杭州工作、生活长达45年。
苏达立和梅滕更
1928年10月，继梅滕更、谭信之后，苏达立成为广济医院的新院长。此时，梅滕更已经退休回到英国两年。
苏达立在杭州生活了17年，他比万克礼这样几乎尘封的人名更“有名”，我们可以在很多抗战文献和史料中，知道他的基本情况——
抗日战争时期，苏达立与在杭州的外国人一起，竭力医治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伤兵、救治汇聚到杭州的百姓、维系广济麻风医院正常运作、与杭州日伪交涉等。1948年，他出版了回忆录《从广济医院到集中营》一书，重点记录了他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杭州的所见所闻。
但是，这些只是关于一个人、一段历史的轮廓。他在书中记录的杭州，当时发生了什么，大部分中国读者几乎不了解。
访英期间，周东华购买了苏达立亲笔签名的这册回忆录，孙炜首次将全书完整翻译出版，作为开篇收录在《杭州，1938》中。
历史不是一块平板，也不是一条直线，它是一个不规则的三维体。当以上这些档案，汇聚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这本《杭州，1938：海外档案中的日军侵华罪证》，成为研究地方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为抗日沦陷史研究提供了稀缺史料。
它提示我们，历史转瞬即逝，但又有一张隐形的网，再次和历史勾连，他们都会“回来”。
“日军占领期间一直留在杭州的外国人”是谁，那张合影背后有什么故事，更多的人在今天“相遇”了。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8月14日，中国空军从杭州笕桥机场起飞，反击停靠在日本领事馆附近黄浦江上的日本旗舰“出云”号。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率队升空迎敌，在轰炸日军第三舰队时赢得了中国空军抗日首次空战的胜利。
在苏达立的笔下，这些历史轮廓的像素逐渐清晰——
“第一天晚上，就有在空袭中受伤的飞行员被送到我们医院。不久，受伤的中国士兵开始陆续从上海战场由火车运达。一天，我们接到通知，要求准备在下午3点接收35个重伤员，但到了下午4点，送进来的重伤员竟然超过60人。医生、护士、配药员、行政人员将加床推进病房，冒着盛夏的高温为伤员清洗、喂食、换衣服、包扎伤口，而在此之前，伤员们在转移的4天当中一直处于无人照料的状态。人们意识到中国医务人员竭尽所能的决心。”
“10月中旬，人们被消极颓丧的气氛包围，许多老字号商户纷纷关门，大量家庭迁徙，每个人都对未来茫然无知。不知为何，11月15日，沮丧的情绪尤为明显。”
苏达立的老朋友，也是邻居、杭州市卫生局处长张信培前来拜访：“苏达立，能否请你们医院接收1000名重伤官兵，以免他们在杭州沦陷后遭受日军杀害？”
张信培是宁波人，广济医校第八届医学生，1922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
“听到如此重大的请求，我倒抽了口凉气，张博士马上又补充说，如果我们愿意接收，医院附近的公立学校可交予我们作为分院，并且他们会提供一切必需费用。他说现在有1万名伤兵住在市内及郊区，其中9000人可以撤退到后方，但1000名重伤兵无法转移。”
苏达立把职工都召集起来，和高德斯去见了时任杭州市市长周象贤。
“周市长当即从保险箱中取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5万元（中国货币）支票递给我们。当时我们的财政已经非常拮据。这5万元意味着我们可以有足够的物资照顾那些伤兵数周之久。”
周东华说，从档案中可知，在杭州的中外社会团体共同参与了杭州沦陷前后的伤兵服务，比如杭州浙江重伤医院、浙江省市政府、杭州青年会、杭州广济医院、圣心医院、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玛瑙寺、灵隐寺，等等。
广济医院的受难民众
之江大学前校长费佩德在杭州居住了30多年，著有《杭州游记》。在“杭州，1938”卷宗里，有一篇他在1937年10月23日至11月23日的详细记录。
“它（杭州）有独特的人文景观和机构，这些地方在物质生活更加丰富的上海是找不到的。此次我决意研究杭州的战时状况，了解中国人发挥主动性为自己做的工作。”
“在拥有超过50万人的偌大城市，所有的医务人员——医生、护士、服务人员，坚定地留下来的外国人和中国人都是那所医院的员工。在一个人口稠密、极易被炸毁的地区，医院又是更容易燃烧的所在，但所有人都希望即使轰炸来临也要留在伤员身边，除非大火或爆炸把他们赶走。还有比这更伟大的爱吗？”
周东华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吉百利图书馆，看到了一张照片。广济医院的员工在玛瑙寺外与一辆写有“广济医院”的救护车合影。这是苏达立在杭州沦陷后驾驶的那部专职于难民救济事宜的救护车。玛瑙寺，就在今天的葛岭路17号。1938年夏天，这里是守护杭州百姓的一处重要场所。
杭州广济医院的员工在玛瑙寺外与救护车合影
高德斯在信中，多次描述了这辆救护车：
“苏达立医生用救护车到城市的另一头去装木柴，用救护车给另一个避难所送米，用救护车给医院买煤，或者将我们送到6个值班地点，等等。为了这些事情，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随时可能被派出去周旋，只是苏达立医生专门负责此事。”
一张合影
分院成立后，抗战时期社会活动家朱孔阳找到了苏达立：“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现在要继续前进了。”他希望苏达立召集所有慈善人士和机构，共同协作，为杭州的百姓服务。
那张合影，在80多年后，再次显影。
他们共同邀请之江大学（今浙江大学前身之一）校长明思德和高德斯、梅占魁，以及中国商会代表，一起商量具体事宜。朱孔阳没有出现在照片里，他的同事邬式唐、赵克文、田浩征分列后排左一、左三、左四。
他们在杭州成立了一个国际救援协会，也成立了红十字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杭州分会），一共26人。这些年，周东华在这些档案中一一拼图，找到了他们——苏达立、高德斯、梅占魁（Bishop Deyier）、明思德、万克礼、葛烈腾、费佩德、彭姆姆、贾乃德、吴慈、狄尔耐、柯登（Mr. Stapleton Cotton）和魏礼士（Frank Willis）等，以及玉皇山道观的李理山道长、灵隐寺却非和尚、玛瑙寺本性和尚以及杭州青年会的邬式唐、朱孔阳、田浩征等中外人士救济杭城难民伤兵、守护杭城、记录侵华日军杭州暴行的真实故事——也是证据。
明思德被选为红十字会会长，苏达立被选为秘书长，委员会成员分别来自中国、英国、美国及法国。委员会在9年之后仍在运作。战时及战后红十字会共召开会议多达200余次。
这些在杭外国人，有医生、教师、专员、商人等多种身份，他们在吴山脚下、马市街、直大方伯和天水桥一带居住。万克礼日记的开头，万克礼夫人描述了他们生活工作的大致范围。但英文地名极难辨识，本书编校团队在翻查大量史料后，准确辨识了杭州鼓楼堂、闸口、闲林埠、马市街、丰乐桥等地名。
周东华说，这些地点在今天看来，可以成为一条特殊的citywalk，“我们从来没有这样一条线路，可以把所有的点串起来，也没有一个指示牌或者地标性的说明，曾经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
面对侵华日军的暴行，外侨一方面以他们手中的相机和笔为武器，记录和揭发日军的残暴，另一方面给予中国民众力所能及的庇护。
苏达立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收容所，这样战争来袭，人们就可以得到庇护。
他们在上中下三天竺、灵隐寺、太庙小学、玉皇山等设难民收容所，于岳庙设难民医院一处，对杭州百姓开展全面救济。至12月中旬，杭州市内外共组成难民收容所30余处。
寺庙客厅被改成了临时诊室，照片正中为苏达立
苏达立揭露了1938年2月18日的乔司惨案。“我到访过最悲惨的地方可能应数乔司。”第一次去巡视时未能进入市镇，但从邻近乡村救出了333人。第二天再次进镇的时候，战火仍未熄灭，他看到唯一活着的，“就是3名妇女（其中1名是盲人）和1条惊恐万状的狗。”
“如果当时我就了解到这群日军从背后射杀平民的肮脏伎俩，走的时候一定不会那么平静。那天我们在镇郊只找到22名难民，把他们带到了杭州蕙兰中学。”
万克礼记录，当时中国人独自骑自行车上路，车子就会被抢走。所以，朱孔阳出门时，万克礼和狄尔耐就会骑车同行，把朱孔阳夹在中间，快速行进。
万克礼夫妇说：“1937年日军在杭州建立的‘恐怖统治’（reign ofterror）是他们终身难忘的经历。”
“我那时也有撤退的机会。但就我们医院而言，没有一个人离开。”苏达立写道，“对于剩下的人，我们觉得是该给家人写告别信的时候了。”
苏达立一家在杭州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苏达立被投入日军集中营，先后被监禁于上海和北京丰台等地，失去人身自由，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直到1945年8月15日下午，“我们中的两人收到秘密情报，得知日本已经投降。”
这年10月1日，广济医院再次开放，19日，他回到医院，破败荒废，污迹斑斑，“但是我知道自己深爱这个饱受重创的老地方的一砖一石。我相信我能看到它被重建。”
在日记的后记中，他说，在英国的一次会议上，有观众问他：“你认为在那里工作究竟值不值得？”
他回答说：“如果我有两次生命，而不是一次，我将会把它们都奉献给同一份工作。”
“我也很难想象世界有比中国人更可爱的民族，我很荣幸能为他们服务。”
那些普通人
《杭州，1938》可以说是杭州版《拉贝日记》第二部——第一部，便是蕙兰中学校长（杭州第二中学前身之一）葛烈腾1944年出版的回忆录Heaven Below。两年后，他在美国去世。
2019年，蕙兰中学的“后代”——杭州第二中学的老师们将回忆录首次译成中文《人间世》，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如果把《人间世》和《杭州，1938》互相参照，我们可以发现历史的重影和更多的虚影。
“离我卧室窗户30英尺的一个银行里，妇女们哭着尖叫着乞求日本兵放过她们……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我们的一个邻居，因为想要保护自己的家，就这样死去……”
“一个军官经常把两条凶恶的警犬带到街上，让它们扑向行人以此取乐……”
“在距离杭州10英里的一个叫小和山的小村庄里，发生了一次针对成年男子的大屠杀……”
这是葛烈腾在《人间世》中的描述，日军所到之处，百姓凄惨万状。
葛烈腾夫妇，与留守校园的王翼年、徐君锡、吴竟成诸位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向杭州城的老百姓，尤其是向妇女、儿童提供人道主义的救助，先后收容近万人。杭州沦陷后的四年时间，蕙兰中学救济了近两千名战争孤儿、数千名妇女。
葛烈腾(中)与徐钺(右)、训育主任徐赞谟(左)在蕙兰校园内的防空洞前合影(1937年11月)
一开始，葛烈腾和红十字会的同伴认为，杭州的战乱只是短时的，一切将很快恢复。在战乱的这三到四天的时间里，蕙兰中学计划收留和安顿三百名左右的难民。
事实上，沦陷第一天，蕙兰中学里已经收留了三千左右的难民，超过四百个妇女只能呆在学校的健身房。
蕙兰中学避难所
用于收容难民的蕙兰中学健身房
苏达立也亲历了12月24日杭州城沦陷。“下午，真正的危机才刚拉开序幕，大约9万名日本兵涌入城中，包括臭名昭著的东京牛岛军团，这个军团对杭州所经受的浩劫应负重大责任。”
牛岛师团在占领杭州两周后被换防别处。那天，苏达立站在医院大门口，看着他们花了整整一个小时路过，“卡车里满载着掳掠的物资——精美的杭州丝绸从盖着帆布的卡车里露出一丝半角。”
牛岛部队侵入杭城
而新发现的万克礼日记中记录，1月17日，他收听到上海的广播，得知救济协会已经拨款1.4万元用于杭州的工作。“这是葛烈腾呼吁的结果。真是好消息！”这天，难民营已经开放了25天。
在弘道女中（今天学士路上的省妇保为弘道女中旧址，也是杭州第十四中学前身之一）和蕙兰中学，仅有能铺开一床被子的地方，一个母亲通常会带两三个孩子，他们几个人合盖一床被子，等着人们递给他们一碗饭，一天一顿或两顿饭。一天，有500人回家了，到了第二天有100多人又回来寻求保护，因为不断有日本兵闯进他们家里。
1月22日，弘道女中开放进入第30天，收容人数已经降到了1000人，那里的米还够吃4天。他们一开始希望能够收容100人，维持4到5天，但是人数一度达到了2300人。“你可以想象这里的人是多么拥挤，但是人们还是选择留在这里，不愿回家。我们开始理解了‘难民之城’这个词的含义。”
日本兵破门而入掠夺百姓 (1937年)
与无尽的杀戮、侮辱、压迫同时进行的，是杭州人的坚守和斗争。
葛烈腾记录了学生们选择投笔从戎，那些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百姓组成了游击队，他们不惜用成倍生命的代价来杀死一个日本鬼子。甚至在葛烈腾千方百计拿到一点日本的鱼肝油给孩子们补充营养时，每个孩子都坚决地拒绝食用；在某个日本人到收容所“示好”后，院子里扔满了饥饿的人们丢弃的日本面包。
蕙兰中学正在做操的孩子们(1937—1942年)
费佩德记录了杭州战时救济工作的细致分工。在昭庆寺，他看到了上百名男性，有木匠、泥瓦匠、粉刷匠、铁匠等，一共从事着27个技术行业。“他们每天都有机会挣些合理的收入，再把他们挣到的钱存入当地的银行。还有一些没有技术的工人，会有人教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手工劳动技能，一开始就是适合战时状态的简单职业技能，比如做草鞋、棉背心、棉垫、毛巾，还有填充用的厚草席，也教做衣服。”
我们在《杭州，1938》和《人间世》中看到了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真实故事。而在这些留杭外国人笔下，更多的是普通人的坚守和斗争。
万克礼、葛烈腾、苏达立等人，都从不同角度写到了一个人，他叫布朗（Brown），加拿大保险代理人，负责杭州地区的保险理赔员。他不修边幅，抽烟，“胸前露出4英寸不受遮蔽的肉体”，还有些鲁莽，但经常做出“危险的壮举”。
当一个苦力被日本兵抢劫，他知道后，立马冲出去，“布朗一把抓住了大门口那个日本兵肩膀处的外套，把他拎了起来，这个在布朗手里摇摇晃晃的日本兵被他直接扔到了大门外面。”
葛烈腾问他，他是不是从没想过，这样鲁莽的行为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或风险。
“从来没有。”布朗说。
周东华说，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来解读战争状态之下的普通人的反应，普通人的心境、行为、选择以及后果，这些材料提供了很多细节。战争太大了，民族大义也非常大，对普通人来说，我们有民族大义，但又是普通人。善恶不分国籍、年龄、性别。我们在这些记录中，看到的是普通人的故事，普通人人性的故事，普通人正义善良的故事。
杭州，1938，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一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的一部分。教育部长江学者、南京大学历史级学院特聘教授张生说：“凝视共有的历史，导向跨越国境的历史共识。”
葛烈腾的孙女凯瑟琳·葛烈腾，为祖父的回忆录中文版出版，写过这样一段话：“人们一般都不愿过多地去揭示创伤，但是它会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甚至会一直影响到我们的后代。所以，把真实的历史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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